“碳中和”背景下，全球能源转型已势不可挡。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布局清洁能源发展。毋庸置疑，氢能、太阳能、风能、核能等绿色能源以及稀土和电池等战略材料及储能产品已成为气候议题下的博弈重点。在此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必将发挥多边优势压制中国清洁产业发展，遏制中国能源转型进程，为抢占未来能源市场积极布局。

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基本已实现了碳达峰，而中国尚在通往碳达峰的路上。在世界碳减排的舞台，中国作为“后来者”相比于美、日、欧担负着更多平衡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压力。这一“先发优势”成为美国联手日、欧将能源问题“地缘政治化”，多重施压迟滞中国能源转型进程的战略制高点。

（一）建立绿色贸易壁垒，以可持续名义对华实施“绿色打压”

中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耗偏高的经济转型期，短期内碳排放密集型行业仍需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平衡好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是平稳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而美欧等发达国家有意凭借碳达峰的“资本”，主导设立全球贸易新规制。2021年7月，美国参议院效仿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税计划。美欧希望借此将环境成本施加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届时中国的非金属矿物、金属冶炼及制品、化学及塑料制品等高碳且外向型产业的贸易成本都将显著增加，产业链连锁反应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严重冲击劳动力就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中国稳步推进能源转型制造矛盾与混乱，使中国失去占据低碳经济主导权的先机。

（二）提高金融门槛，为中国绿色能源发展增添障碍

尽管早期中国的海外投资多集中于化石燃料项目，但近年来清洁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且诸多“一带一路”缔约国具备优异的光照辐射和风力资源条件，未来清洁能源投资潜力巨大。美国本就有意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涉及到能源领域便更加不会放任发展。美或联手日、欧通过构建绿色投融资标准、加强资本控制等金融手段向中国发难。

第一，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披露是业界开展评估的重要依据，深刻影响可持续资产投资走向。中国企业ESG披露缺乏法律约束，且与西方标准存在差异。对此，美国必然会与欧盟及其他利益攸关方联合制定互洽的绿色金融披露标准和制度，对中国的绿色投融资活动及绿色金融产品外销加以限制。第二，抓住中国相关绿色金融标准界定宽泛的弱点，借制定能源基建高标准、增加绿色能源指标掣肘中国通过海外能源投融资项目扩大市场，间接阻碍中国通过海外投资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去反哺国内进一步推动能源产业升级；第三，共建绿色能源资金池，同时发挥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强大影响力，对世界银行、亚开行施压，增加中国海外能源项目融资难度。

（三）操弄气候政治，对中国能源转型施以高压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国，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8%。美日等国一直以此为由诟病中国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通过炒作“过度排放”将中国打造成国际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另外，发达国家垄断着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的话语权，中国因将碳排放统计数据作为国家保密信息，相比于中国的核算结果，国际机构对中国的碳排放核算结果普遍偏高。这更加有利于以美为首的遏华势力将矛头指向中国，借气候政治操弄和舆论造势给中国的能源转型战略施以高压，打乱中国的能源转型节奏。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是推动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美、日等国将从产业层面对中国发起诸多挑战，打压中国优势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势头，拖慢战略领域发展进程，弱化中国能源转型的主动权。

（一）贸易手段成打压中国优势清洁能源产业有力举措

中国的光伏、锂电、风能产品是目前新能源市场的主导者，而稀土则占据资源优势，针对于此，美国大可继续推行其贸易举措，压制其产业发展。

光伏、锂电、风能领域中国大量外输，美国亦是重要市场之一。美国可延长即将于2022年到期的对华产品关税，以保护本土企业发展。进一步，美国将以国家能源安全为由，发挥商务部、国防部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作用，将该领域中国企业列入制裁清单进行贸易限制。此外，还将对中国在东南亚完成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发起大规模反规避调查，打击中国海外市场。

美、日、欧等国家将继续主张并推动锂电、氢能、稀土等产业的排华供应链重建。锂电是未来清洁能源体系的储能部分，在中国占据市场主体的威胁下，2021年6月，美国宣布将重建完整产业链，并联动日韩等锂电强国，重塑美国安全且有弹性的供应链；日本氢能产业布局较早，美国可在日本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等国家已经建立的供应链基础上，联合更多第三方国家与中国脱钩；为保障稀土供应安全，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国家将联手打造一条从开采、精炼到应用的产业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二）技术合作，为中国新型能源技术设置障碍

中国对氢能产业予以重点支持，且核能技术由于潜心钻研具备独自发展能力，但两者在技术上都面临着瓶颈期。这将成为排华盟国在技术竞技场对中国进行围堵的切入点。

氢能领域，美国将与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合作促进技术交流，如美国国家开发署提供资源，支持全球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和创新；扩大与进行大规模能源投资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并与盟友开展政府间培训，培养新能源创新与管理的高端人才，并积极筹措制定行业和技术标准，抢占国际主导权。同时，也构建起对中国的技术“防火墙”，阻止中国对外技术交流。

核电是保守决策领域，中国经过自主研发及分支领域的小范围合作，目前核反应堆装机量仅次于美国，但在俄罗斯、日本等核电大国相继发生核事故的情况下，中国核电的安全性也值得高度警惕。对此，美国可凭借其技术先进性及政治号召力，组织其他有核国家进行核安全及事故处理技术的联合研发，并在美国允许的国家进行有条件使用，届时中国大规模的低安全系数核电设施必然成为国际社会声讨的首要目标。

（三）放大意识形态差异，引发反华共鸣以抵制中国产品

目前全球的主流价值体系仍是西方制度下酝酿的，欧美国家可从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入手阻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2021年6月美国以捍卫人权为由制裁新疆的光伏企业便是先例。接下来，美国势必会继续高举人权大旗，对其认定的涉及强迫劳工因素的清洁能源产品进行延伸性溯源调查，厘清产品输入来源及在供应链中的流动过程，将管制范围扩大至全产业链条。同时号召对中国人权问题表示积极关切的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对中国采取联合抵制，进一步压缩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海外市场。

此外，西方国家的民主理念根深蒂固，香港、台湾等民主问题是民主制国家达成广泛排华联盟的有利抓手。美国可利用这一话题以意识形态为牵引，呼吁日、欧共建价值观产业联盟，发起全球能源转型倡议，形成围堵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合作组织。

气候治理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紧随潮流，通过制定雄心勃勃的“双碳战略”，确定了清洁能源发展的长期目标。面对发达国家的多重设阻，建议中国稳住能源转型战略步伐，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应对。

（一）完善碳交易机制，化解碳关税危机

中国已经开放碳交易市场，并纳入电力等适用于此框架的产业，未来应将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成熟的行业。对于美、欧等设立的碳边境税制度，中国可考虑先发制人的策略，或对高耗能出口产品实行境内征税，推动中国版碳边境税收制度建立，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国内经济发展；或倡导由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负责将全球碳边境税全额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戳破发达国家假借低碳发展的名义打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阴谋。

（二）金融与政策双引导，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中国还处于碳达峰的前夕，对内对外发展仍以化石能源为主体，需积极促进海内外清洁能源投资持续向低碳化发展。对内，加强能源转型动力。中国可将以往的化石能源投融资指标转移到清洁能源领域，引导资本走向，同时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间接推动能源转型。对外，提升海外投融资竞争软实力。针对企业ESG信息披露不充分问题，中国应强化国内ESG理念，尽快完善相关立法细化信息披露规则，促进企业ESG管理规范化。与此同时，主动适应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改革，本着“求同存异”的理念，向全球提供绿色金融发展的“中国智慧”，积极争取绿色金融标准的共同制定权。

（三）提高能耗监管透明度，塑造大国形象

中国虽制定了宏伟的碳排放指标，但具体的执行步骤并未作出明确规划。面对发达国家的各种舆论压力，一方面，中国应组织专家、企业及各有关部门，对“双碳战略”的达成途径作出明确规划，设定清晰的海外投资目标并对外讲好中国的投资故事，让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变化。另一方面，应结合国情与他国经验，制定科学的碳核算方法，通过对碳排放数据的公开披露与及时更新，以更高的数据透明度打造国际公信力，降低因碳核算导致的国际话语权旁落风险。

（四）针对性反击国外压制手段，应对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挑战

中国要从技术和产业两方面入手，重视并加强基础科学与材料科学研究，并通过积极寻求强化与日本、欧洲国家的技术合作，推进商业化进程。此外，中国要充分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作用来加强反制能力，并通过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例等经济制裁框架，使用反制清单进行等效回应，减轻外国制裁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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